从理论脉络看，《中庸》的思想与孟子似乎较为接近。也许正是有见于此，后世常常将《中庸》与《孟子》归为一系。同孟子一样，《中庸》对人性极为关注。整部《中庸》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：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[51]
这里的“命”既表示定向，又有动词之义，“天命”犹言天所赋予。当然，较之孟子，《中庸》所说的性似乎具有更宽泛的含义：它已超越了个体的德性而上及普遍之道。这种与普遍之道相联系的性，实际上已被提升为一般的价值规定，而《中庸》以性为天之所命，则相应地意味着为价值规定提供一个形而上的本体根据。在这方面，《中庸》似乎又越出了孟子的思路而与《易传》表现出相近的趋向，冯友兰说：“《中庸》的主要意思与《易传》的主要意思，有许多相同之处。”[52]这一看法并非毫无根据。
然而，由此断言“《中庸》本演易之书”[53]，则与《中庸》的主旨似乎相去过远。事实上，《中庸》与《易传》尽管有相近的前提，但二者的立论重心却颇有不同。如果说，《易传》着重于建立形而上的价值本体，那么，《中庸》则力图将这种价值本体融合于庸言庸行及内在心性；前者追求的是一种“弥纶天地之道”的超验境界，后者则要求将超验的天道转换为现实的人伦，从外在的本体回归内在的心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