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建忠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：出口方面大力发展以丝、茶为大宗的中国传统商品。“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”。具体措施有：一是“讲求丝茶之本原”，即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，提高产品质量；二是“归并丝茶之商本”，即仿效西方，成立公司，厚集资本，形成竞争能力；三是“减轻丝茶之厘税”，即通过减轻出口厘税，以降低出口价格，增大出口数量。进口方面则兴办工业仿造洋货以减少进口，“仿造外洋之货，敌其销路”。具体措施则是发展中国的棉纺织工业，以减少洋布、洋纱的进口。“中国多出一分之货，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，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，凡此皆所谓仿造外洋之货，以聚我未散之财者”。同时提高进口关税，保护本国的工商业，并根据不同进口商品实行差别税率：原料进口税率较轻，对制成品，特别是奢侈品进口税率较重，鸦片进口“以其为害人之毒物，自宜苛征以困之”。
早期维新士人通商富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不仅关注对外贸易，而且十分关注工业的发展，视工业为商业竞争的基础。薛福成的思想便具有代表性。他同样重视西方国家的通商致富之术，关注中国在对外贸易所处的不利地位；同时，他也较早地意识到工业与商业的关系，即生产与流通的关系。他在1879年写成的《筹洋刍议·商政》中曾说：“西人致富之术，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，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。”认为当今世界各国“竞事通商”，列强每年从对华进出口贸易中赢利不下3000万两，造成中国“民穷财尽”。因此，“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，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”；而所谓“商务”之利，包括“贩运之利”、“艺植之利”（以丝、茶为主）和“制造之利”（以纺织为主）。薛福成强调兴商务、谋富强的出发点是抵制外国对华经济侵略。他说：“中国多出一分之货，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，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。夺外利以润吾民，无逾于此者矣。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，彼此可共获之利，则从而分之；中国所自有之利，则从而扩之；外洋所独擅之利，则从而夺之。三要既得，而中国之富可期，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。如是而犹受制于邻敌者，未之有也。”总之，在他看来，只有通过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，“夺外利以润吾民”，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的富强。